众所周知，科举制是唐代历史的象征之一。

唐朝统治者不仅促进了科举制的发展，培养大批能人将相，将儒学等优秀学说继承下来，还有了一些创新之举，使科举制成为众多国家如英国日本学习的目标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唐代在科举制发展早期，曾将科举制拉错了方向，造成进士出身的将相竟不会处理国事，甚至还出现文人聚众闹事的恶劣事件。

这就是唐代的党争与早期科举制的弊端所在。

那么，唐代党争是如何产生的，主要人物都有谁，他们与早期科举制有何联系？

治理与文学争端

有人将科举制分成两个阶段，一是前期，二是后期，分水岭就是唐代，通过分析唐代的几次党争可发现，科举制与其息息相关，科举制的弊端就是由他们一手创造的。

先看国家治理与文学争端。

专家指出，在姚崇主政时期，辅佐玄宗的大臣如刘幽求和张说等人被相继流放，除了他们的确有过错之外，还有被他人陷害与统治者对他们不满的因素。

而这些因素的产生，就是治理方法和文学差异的冲突，即集团之争，分别是张说张九龄集团和宇文融李林甫集团。

自先天事变后，唐玄宗卸磨杀驴，罢黜了事变功臣张说和刘幽求等人，他怕后世对自己的评价是掠杀成性，就给了对方被罢黜的理由，即谲诡纵横，妄图破坏皇室秩序。

同时，他将姚崇和宋景等人升职，认为对方是守规矩能重建国家秩序的官员，两个理由让大臣不得不接受。

但这只是前戏，后来的党派之争会越来越激烈，以至于扰乱科举制秩序和国家治安，被后代的史官骂着写进了史书。

在开元年间，张说张九龄集团和宇文融李林甫集团对上了，《旧唐书》的“……请括天下逃户及户籍外剩田……皆为说所抑……”就详细记载了他们的争斗。

大意是张说打压宇文融，二人一个重视文学，一个重视门第，当时的朝派已经隐隐约约分成两个对立面，一个是寒门学子与文人士大夫，另一个是官吏世家，身份相差甚远。

张说作为文人的代表，曾多次提拔重用孙逖、张九龄等读书写字的能手，对于“无文”与官吏出身的人则冷眼相待，如崔隐甫。

《资治通鉴》曾记载了张说干预崔隐甫升官的经过，倘若没有张说的无文之说，崔隐甫已经到地方担任要员。

那么，崔隐甫真的是无文且无能力的人吗？实质上不是，《旧唐书》将他列入《良吏传》，肯定了他的行政能力，为此还写了许多政事为其证明，宇文融十分看好他。

那么宇文融又是何人？

他是官吏派的代表，家族显赫，同时，他又是北周皇室后裔，是宇文节的孙子，借着这层关系，他不需要考试就可直接进入朝廷当官。

这就引起许多文人包括张说的不满，他认为官吏子弟只会用特权，除了家族庇荫外，一无所有，可宇文融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好臣。

在大量农民逃户影响唐朝财政收入的时候，他提出检括逃户法，短时间内揪出了八十万多户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财政收入和户籍问题。

张说认为这个方法是多此一举和不关注农民生活的表现，就多次上书批评他，文人口诛笔伐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宇文融终于被皇帝冷落，以张说为代表的文人派取得暂时的胜利。

可到了后期，他们拿不出比宇文融更好的发展对策，就被唐玄宗以玩忽职守和排挤优秀大臣的理由给罢黜了。

接下来登场的党争，是开元年间最后的一次争斗，主人公是张九龄和李林甫。

他们一个是依科举入仕的文人派代表，一个是靠门荫入仕的官吏派代表，二人围绕杨万顷被杀和边将入朝为相的问题开始争执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管理方法和官员任命的问题，在他们年复一年的争论中，朝派站位已经形成，文人派与官吏派关系紧张，谁都希望朝廷上只有自己人。

统治者没有注意到越来越严重的大臣关系，最终酿成唐朝灭亡的悲剧。

那么，他们此时的分歧点又在哪里？

简单来说，还是文学观念与处事方式的不同，张九龄在赏识和推荐官员上，讲求文化造诣的高低和“著作等身”，李林甫比较实际，讲求实际能力与性格特点。

因此在节度使牛仙客是否能为相的问题上，二人争论不休，张九龄认为牛仙客文化水平低下，由他任相会抹黑皇帝形象，李林甫则认为他经验丰富，由他当相能促进国家发展。

最后，该争论还是不了了之，后代史书对二人褒贬不一。

总的来说，张九龄的确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，可惜他沉浸诗书无法自拔，整日只会吟诗作对，提不出几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
李林甫则不拘小节，个人道德上有所缺失，但在为相的近二十年以来，他政绩斐然，是唐后代甚至现代都要学习的对象。

这些评价，实质上已经隐约指出早期科举制的弊端，科举出身的官员是活在虚拟且完美时空的读书人，一般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，当朝代遇到发展瓶颈甚至生死问题时，他们无法解决。

这一点在后面的牛李党争中体现的尤为明显，为了消除这个弊端，李德裕甚至做出“大胆”但十分有现实意义的改革。

那么，这具体是怎么回事？

弊端与措施

先来了解牛李分别由谁代表。

专家指出，牛党代表人物有牛增孺和李逢吉等人，李党则有李德裕和李绅等人。

其中，李党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豪门望族，以重家世、崇经学和受礼法为特点，牛党则是通过科举制考到朝廷的新兴阶级力量，重文采崇造诣，讲求富丽浮华。

鉴于这层特点，他们的争论焦点变成了对待科举的态度和做法，即牛党重家族，李党重文采。

《旧唐书》中曾写下“……耻与诸生同乡赋……”一句，表明李德裕对科举的态度是厌恶和抗拒的。

同时，牛党人郑覃也说出“进士率多轻薄，不可重用”的话语，为了让统治者接受自己的理念，李德裕还写了一封建议书。

该书中指出科举制出身的人都是追求风花雪月之人，遇事只会焦头烂额，不能提出有效建议。

相比之下，出生于世家的官吏子弟则实际得多，他们从小就对政事耳濡目染，是国家的顶梁柱。

由此可见，李德裕的观点虽然极端且片面，但在那个时期，文人士大夫的确是这样的，唐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，曾在边境治安下多下功夫。

以牛增孺为首的李党只会说以文力笔力宣扬国威，以李德裕为首的牛党提出进兵加之安抚的有效对策，为唐统治者省了不少心思。

后来，李党还在调整官僚数量和改革科举上与牛党“作对”，早期科举制的弊端真正显现出来，对应的消除方法也在产生。

因为牛党是根据科举制的兴起而形成的，早期科举制中的“做主门生”和“同年关系”成了牛党形成并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。

牛增孺曾明确说出“皆权德舆贡举门生……多与之同”一言，他通过科举中的请托行卷制度，将门下的弟子送进中央。

这个制度说白了就是人情的较量，只要推荐人和推荐人的职位够高，被推荐人就能进入朝廷当官。

牛增孺在进士之前曾向韦执谊行卷，杨汝士曾为弟弟杨殷士请托等等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，以至于到了后期，科举制的试题就像一个笑话，毫无分辨人才的意义。

李德裕对此现象深恶痛绝，于是在执政期间，他进行了几次重要的科举改革。

首先是改试题，因为科举制出身的人只会诗词歌赋不会政治时事，他就将进士试题改成讨论国事及处理办法的试题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人只会风花雪月的现象。

接着是改入职速度，他认为理论与实际还是有一段距离，在文人考上进士时，要先到地方管理几年，直到该地发展起来了，该文人才能获得走进中央的门票。

此番举动既促进了朝代的发展，又锻炼了读书人的工作能力。

最后是禁止文人聚会，在他眼中，大臣是一个整体，肩上担着拯救苍生的重任，不可将时间放在聚会和生成小团体上。

可以说，李德裕的计策都是有力且有效的，牛党对他厌恶至极，一直拼命打压他，他的运气也不好，唯一支持他的唐武宗离世后，唐宣宗就听从牛党的话，将其贬至海南。

借此，牛党越来越壮大，李党则是苟延残喘的活着，科举制在这一背景下走了歪路，直到宋朝时才有了向尚向上发展的趋势。

结语

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，亦或是开元年间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个集团，都是在科举制的大背景下形成的。

因此尽管科举制的创立是一次壮举，但它依旧有着不足，以上列举的就是它的弊端。

不过历史是流动的，人类是进步的，发展也是向上的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争论，科举制才能越来越完善，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。